刘备行仁义、善待百姓,是有史实根据的。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任平原县令期间,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人们对其敬佩有加,史载“众多归焉”。刘备“善下人”,无论什么身份的人,他谦恭有礼,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做人原则。由于刘备的德政,因而深得平原民众之心。
刘备携民渡江,也是真实的历史。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建安13年(208),曹操灭了袁绍之后,举兵南下欲吞荆州,原荆州牧刘表儿子刘踪率众投降,刘备一时措手不及,只好率领三千步骑兵往江陵方向撤退,但荆襄民众对他却不依不舍地相随,出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少有的十余万民众扶老携幼随刘备渡江逃命的现象。向刘备追杀的那可是曹操战力超强的特种部队??虎豹骑,危难之际,有的部属劝刘备弃百姓而走,不然大家只有死路一条,可刘备拒不接受,还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曹兵杀来,就情理而言,十多万荆襄群众可以选择随刘备逃命,也可以逃往与荆州仅一江之隔的江东,那么荆襄百姓为什么也不去江东避祸呢?因为荆襄百姓对孙权也心存疑忌,孙权曾有过一次屠城的不光彩记录。当年孙权之父孙坚与刘表部下发生冲突,后被江夏太守黄祖所杀。孙权为报父仇,灭了黄祖,对江夏民众进行了血洗屠城,众多江夏百姓做了冤死鬼。我们就不难想象,当曹军杀来,荆襄十多万群众为什么不离不舍地追随刘备了。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东汉末年,人们渴望天下太平,更渴望仁义的贤明君主出现。而刘备一直有善待百姓的美名,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和赞扬。在历史上,难怪当人们看三国戏时,见刘备胜便有欣喜之色,见曹操胜便有不悦之色。可见,人民群众的心中是有自己的一杆秤的。
在古代乱世中,战胜方坑杀降卒既是很残忍又是很经常的事。比如秦国将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数十万,楚霸王项羽坑杀秦降卒二十万,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坑杀数万袁军降卒,这些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悲剧。相比之下,刘备集团的名将关羽对降卒的处理就仁义得多。在争夺荆州的战役中,关羽水淹于禁七军,获降卒三万之众,关羽将三万降卒押到江陵看管起来,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但三万人吃饭却成了大问题,关羽便允许他们去抢了孙权的粮仓,再一次与孙权结了仇恨,也加速了孙权与曹操的政治媾和,为其悲剧埋下伏笔。
关羽是刘备集团一生践行仁义理念的重要人物。他离开可以给予其高官厚禄的曹操,再次回到仍然过着流亡生活且寄人篱下的刘备身边。尽管他有着骄于士大夫的缺点,但善待卒伍和百姓却是其一贯作风。荆州战役,关羽在前方攻打曹操辖下的襄阳、樊城,东吴将领吕蒙却偷袭了荆州后方的公安等地,关羽大惊之余,速率二万将士回援,试图夺回失去的大本营。
吕蒙再使狠招,将关羽手下将士的家属软禁起来,并派使者送信至回援途中的关羽,信中大意是说,你们的亲人现在我们这里生活得很好,往后生活得好不好就看你们的了,这明显是以亲人为人质进行恐吓。关羽完全可以不公布这信的内容,甚至可用权谋说你们的亲人被阿蒙害了,那么将士们一定会同仇敌忾,誓死复仇。但一向善待卒伍的关羽不忍这样做,在他看来,大家都有爹娘,出来混不容易,于是将这封信的内容公布了。如此情势,士兵们便一哄而散,关羽落得只剩下关平、赵累等几个亲兵的下场。俗话说,仁不带兵、义不从商,关羽就这样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当阳长坂坡大战,刘备残军被曹操数千精骑穷追,危在旦夕,赵云挺身而出,只身入虎穴,怀抱幼主,使“幼主及幼主母皆免于难”,可谓义贯金石;刘备既定益州,要犒劳三军,论功行赏。便有人提议将成都城内的部分屋舍、城外的田桑等也分赐给有功将士,不少人附议,赵云力排众议,认为天下未定,且益州人民累遭兵火,应归还田宅给百姓,使其安居复业,我们方得民心。刘备欣然接纳,果然深得民心,为蜀汉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赵云之恤民情、重民意的仁者之风确实令人钦佩。
概而言之,刘备集团是有政治信仰的,兴复汉室,还天下太平,相信天下“唯有德者据之”,因而一直秉持仁义的处世原则,使儒家仁义的民本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并成为这个集团的一大文化特色,得到了许多精英之士及广大底层民众的认可与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