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医壮药

  秦至隋代瓯骆地区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农业的发展,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水利灌溉、耕作方法的改进、耕种面积的扩大、田间施肥及优良的稻谷品种的培育与引进等,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壮族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晋人郭义恭《广志》一书记载西晋时期水稻的品种已有13个。从考古发现来看,岭南越人在汉代已掌握了移栽技术，提高了产量。秦汉以来，瓯骆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以水稻种植为主,兼种粟、豆、薏、芋以及各种蔬菜瓜果等旱地作物的格局。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农作物产量品种的增加,自然使药源有所增加 , 如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收载的薏苡仁等诸多药物,壮族地区均有出产，当时壮医对许多植物药的应用,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从出土文物考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这一时期壮药已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如贵港罗湾二号汉墓出士的药用铁冬青叶(盛于陶盒内)及一号墓出土的广东含笑、 花椒 , 平乐银山岭汉墓出士的薏米(盛于陶室中)等。

  由此我们知道壮族先民对药物的认识起源于生活、生产实践中,随着农业及狩猎的发展,先民们逐渐认识了植物药及动物药,随着采矿业的兴起,逐渐认识了矿物药,并逐渐总结积累,渐而发展成为壮医的药物治疗方法。

  1976年,在广西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植物种子和果实,经广西农学院(今广西大学)及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计有: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橘子、李、梅、青杨梅、橄榄核、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芋、纤维状物品。这些植物中,有不少是药用植物,说明当时在壮族地区已普遍使用植物药治病防病,药物疗法已有一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