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直接把医学史研究与科普联系起来看待，而实际上二者密不可分。
医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
医学史研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其目的不仅是为当今的医学研究提供借鉴，更不仅是医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其服务对象不仅是医务工作者、医史研究工作者，还应该包括医学临床工作者、医学教育工作者、医政管理工作者、卫生政策制定者、医药产业经营者、广大医史爱好者等等。医学史的对象不应仅仅局限在从事医学史研究的小圈子中，而应该是服务大众的，否则医学史的研究就会走进一个孤芳自赏的死胡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柯林武德的著名论断，“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柯林武德的所谓“当代史”是指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柯林武德的论断来源于克罗齐的“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当我们搞清楚这些论断后，关于医学史的服务对象和目的、方向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历史是为当今服务的，是活着的历史。
科普的层次、要求
科普的概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变化的，科普不能把读者当成什么都不懂，而应该有交流与互动。
现代科技革命最早发生于西方国家，而科普也是在那里起步的。在国外对科学普及的历史上，西方主流科学的大众传播形式曾经历过由“知识的传播”到“科普”的发展过程。20世纪，科学普及事业又经历了一个广义化、全面化和系统化的过程，由“公众理解科学运动”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形态：“科学传播”。
根据樊洪业先生的研究，“传统科普”的特点是：“第一，科普理念，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衍生出来的。第二，科普对象，定位于工农兵。第三，科普方针，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第四，科普体制，中央集权制之下的一元化组织结构。”于是，可以推测传统科普的立场是“国家”，即从事传统科普一切从维护国家、政权利益的角度着眼。
而20世纪60年代起，对科学和环境、科学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审视导致公众对科学议题的全面参与，科学知识和公众、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简单的灌输和接受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新型关系。科学技术的传播工作从过去的单纯的科学技术普及向公众理解科学技术转变。科学家和科学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学的社会价值。学者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公众理解科学”。
20世纪90年代起，“科学传播”的概念深入人心，科学传播是指科学资料、科学知识、科学情报的交流、传播和共享活动。近年来，流行的观点则把科学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的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并按传播渠道把科学传播分为四种：专业交流、科学技术教育、科技普及和技术传播。也有学者认为“科学传播”是用“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观念来理解科学、对待科学。它主要注重把科学传播的引入看成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在中国，科普三个阶段的内容同时都存在，笼统地可以将以上认为是科普的三个层次。这里不展开讨论。这里强调的是，医学史与科普的结合，在内容上不单单是讲故事，讲几个“世界第一”、“中国之最”，编写一些医学家的勤奋事迹和美好医德。更重要的是让大众理解什么是中医学，历史上的中医是如何产生发展的，中西医的异同及其原因等等更高层次的普及。其读者对象既有病人，又有医生，更有社会各界群众以及政府成员等。
史料的来源
以往医学史研究中，所采用的史料大部分来自医药古籍，其次是史书，再其次是目录书，较少使用地方志、文集、笔记等。另一部分史料则来自地下的考古发掘，医学史的前辈们利用这些史料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医学史发展的框架，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医学史发展的梗概。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到极致，常使初学医学史的人认为医学史已经研究殆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进一步的研究了。
其实，古人给医史研究留下的史料还有笔记小说、戏曲、诗词、传奇、方志等等，其中具有更大的信息量，需要严肃翔实的史实考订。为使医学史的作品不仅仅是脉络骨架，除在写作形式上的变化外，还应该积极地采用更加丰富多彩的材料。这些材料中往往包含着更多有价值的内容，有些看似荒谬的材料中，却包含着极大的真实性，这就需要具有史家的慧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除文字的史料之外，在民俗中，民间谚语、禁忌、游戏、鬼神崇拜等等现象中仍然有许多医学历史的遗迹，需要去甄别、研究。
写作的体裁
医学史的成果除论文之外，尚应有小品、散文、诗歌、戏曲、电视片、故事片等。
医学史工作的成果不应该仅仅是论文和论著，还有许多形式的体裁可供尝试。近年来看到一些医学史的论著已经非常通俗活泼，而电视片《战痘记》等等也反映了医学史的潜在阵地，更有人提出，中国的医学史工作者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一部像韩剧《大长今》一样的影视作品呢？
医学史研究不仅需要见解独到、考据精辟、充满智慧才情的论文论著，也需要生动活泼、耐人寻味、增长知识、启迪思考的科普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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